民众在经济波动中收入有所下降，是人们不愿消费不敢消费的主要原因。人们不是没有消费欲望，而是收入的限制压抑了消费需求。随着我国经济加快恢复，在居民收入增加与扩大消费政策的叠加效应下，市场预期将逐步稳定向好，“低欲望”的标签将被旺盛的消费需求所湮没。

　　从前些年朋友圈流行的“躺平”“佛系”，到今年以来不及市场预期的社会消费以及所谓的“消费降级”，有人就此做出判断：中国正在步入“低欲望社会”。

　　姑且不论上述观点的正确性，首先应搞明白究竟什么是“低欲望社会”。作为日本管理学家大前研一在其同名畅销书中提出的一种社会现象，“低欲望社会”是有其基本特质的，突出表现为人口减少、超高龄化、失去上进心的年轻人越来越多、国民持有大量金融资产却未能有效运用资金、无论是货币宽松政策或公共投资都无法提升消费信心、宏观政策效力减退甚至失灵……

　　“低欲望社会”之所以率先出现在日本，是有其深刻社会原因的。出生在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后的年轻一代，对于未来长期发展惶恐不安，年轻人不愿意承担房贷、结婚生子，试图通过减少消费来增加储蓄，以此提高步入老年后抵御风险的能力。对照当下国内，虽然也出现了人口老龄化加快、新生人口放缓、不结婚人群增加等现象，但仅此就得出中国滑向“低欲望社会”的结论是不严谨的，甚至是夸大其词。

　　客观上看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、民众健康意识和医疗条件的改善，带来了人均寿命的延长、美好生活新需要的增长。而房价等生活成本的持续高企，给年轻群体带来了较大压力，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其结婚生子的意愿。特别是此前疫情对经济发展的冲击尚未完全散去，部分行业修复还不及预期，民众在经济波动中收入有所下降，自然对未来预期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，这也是人们目前不愿消费不敢消费、居民储蓄率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。

　　从一组公开数据中不难发现差距所在。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，2022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6883元。而世界银行2019年的统计显示，当年全球人均收入平均值已达到11570美元，相当于人民币83395元，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更是要比平均数高出很多。事实上，我国直到2021年才出台了首个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，在此前很长一段时期内，一些地区的养老、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尚未实现人口全覆盖，还有相当一部分人群没有乘坐过高铁和飞机，甚至没有走出过所在省市。

　　从这个意义上看，在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去谈“低欲望社会”，不免有些“何不食肉糜”的味道了。正如有专家分析指出，中国并未滑向“低欲望社会”，主要原因是人均收入水平还低于发达国家，人们不是没有消费欲望，而是因为收入的限制压抑了消费需求。这样的判断是符合当前我国发展实际的。不过，对于我国老龄化社会发展中的一些“低欲望”苗头，还是要加以积极关注。换句话说，“未富先老”的特征将贯穿我国老龄化社会的主要进程，或将引发一些新问题新挑战。

　　近期发布的消费数据，也不支持“低欲望社会”的提法。1月份至7月份，我国服务消费、网上零售等呈现出快速增长态势，其中交通、文娱、餐饮等服务消费快速增长，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连续4个月提升，7月份电影票房收入环比增长1.1倍。这表明，随着我国经济加快恢复，就业将得到有效改善，在居民收入增加与扩大消费政策的叠加效应下，市场供求关系将加快优化。可以预见的是，未来，市场预期将逐步稳定向好，消费潜力有望进一步释放，“低欲望”的标签将被旺盛的消费需求所湮没。 (本文来源：经济日报 作者：顾阳）